一桩憾事（一）1968

    1968年5月3日的清晨，我开车前往巴黎近郊拜访我的叔叔路易。收音机和报纸都预告了索邦大学的左翼学生们计划在今天进行抗议集会，因此我特地提早出发，以防止被人流堵在拉丁区。

    早些时候巴黎下了点小雨，街道微微潮湿，水汽将马栗子树的味道弥散开来。在圣米歇尔大道附近等候绿灯时，我看见一大群记者像蜜蜂般聚集在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看起来，今天的抗议活动要比人们想象中更重要。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躁动，我转过头，猝不及防地看见毛泽东、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脸隔着挡风玻璃依次在我面前闪过，然后是一个个年轻的、昂然的学生们，穿着发亮的皮夹克，手拿大写的标语和左翼领袖的照片，朝大学的方向走去。

    “重开南泰尔校区！”、“捍卫学生言论自由！”、“反对越南战争！”他们中有人探过头来，七嘴八舌地对我喊道。

    我想一定是我开的美国车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绿灯亮了，我烦躁地按了按喇叭，又做了个手势，催促他们尽快离开车道。在他们身后，索邦教堂的尖顶像根手指般指向灰色的天空。总的来说，我不喜欢政治运动。

    离开巴黎市区后，我将收音机调到摇滚乐频道，摇下车窗。新立起的混凝土建筑在我两侧飞速后退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起我的叔叔路易。多年来，我与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对他的了解无非是他年轻时曾在阿尔及利亚呆了七年，在那里娶了一个祖上曾与波旁王朝有过姻亲的黑脚（[注]Pied-Noir，指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欧洲人后裔）。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们回到法国，唯一的孩子却在度假时淹死在大海里，两年前，他的妻子又因为癌症早逝。但这一系列不幸的变故似乎并没有改变路易叔叔太多，他仍然居住在位于伊夫林的豪宅内，仍然爱好收集艺术品，仍然不怎么与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往来。

    也因此，在知道我即将被公司外派到阿尔及利亚后，他竟然主动邀请我上门拜访，使我和母亲都感到颇为意外。当然，对我来说，还有那么一丝不可避免的不耐。

    四周的风景变得愈发绿色和赏心悦目，我关掉了车载收音机，一时间觉得像进入阿卡迪亚的维吉尔。我知道自己来到了伊夫林省，这里离凡尔赛宫不远，到处散落着路易十四时期留下的漂亮建筑，到了树木更繁茂的地方，连阔叶的华冠也变成了穹顶。很美，但在这样的地方居住久了，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古怪的人，我想。

    很快，我抵达了路易叔叔的宅邸——一栋华丽的巴洛克建筑。我将福特开到喷泉旁，穿着白外套的老管家走出来，把我带进正门，两副马蒂斯的画迎接着我，过于鲜艳的色块让我的视线跳起舞来。然后，我看见了路易叔叔。

    他今年恰好四十岁，金色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无需做什么表情，脸上就有明显的皱纹，但仍能称得上是位英俊的男子。他和我的母亲一样，有那种天生就仿佛经过雕琢的五官，不笑时总是略显忧郁和冷淡，像中世纪的人。

    我们寒暄了几句，我有些难堪地将并不怎么精心挑选的礼物给了他，好在他显然对这不怎么在意，只是向我道谢，就将那东西转手交给了管家。我毫不怀疑他再也不会看那玩意一眼。

    紧接着，他又礼节性地带我参观了他价值连城的藏品，其中大多都是我无法欣赏的极其抽象的现代画，只有一副我能勉强辨认出画的是什么：高而尖的宣礼塔上顶着一轮新月的标志，这是一座阿拉伯人的清真寺。

    “这是在阿尔及利亚吗？”我感兴趣地问。

    “不，突尼斯。”他回答说。

    太阳终于出来了一些，我们走到花园的凉亭里坐下，一个男仆端来了一些点心和中国茶。路易叔叔开始问起我的工作和外派任务，我自认为事业在同龄人中算有所成就，因此不自觉地多说了一些。

    1962年独立后，阿尔及利亚一直试图将原本被法国掌控的资源产业国有化，但他们没有完整的技术体系，我们的政府和公司也不愿意轻易撤出，因此石油业仍然由道达尔能源和当地一起“合作”，而我这次就是被派去协助公司进一步重组。没有人想离开巴黎，但这对我来说是个绝佳的升职机会。

    路易叔叔沉默地听我讲完。他盯着杯中仍然未喝一口的